《保训》共11支简，简长28.5厘米，两道编。在这批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简书长度特殊，文字风格与众不同，记载了周文王临终为儿子武王讲述两件上古史事，用以要求太子遵行“中”的思想观念，对于传统儒家思想研究有重要意义，对于该简的考证和释义引起诸多学者兴趣。

(八)祭公之顾命 战国 竹简 清华大学藏

《祭公之顾命》共21支简，简长44.4厘米，三道编。原有篇题。简文记载祭公谋父临终前告诫前来探视的穆王，应当总结夏、商败亡的教训和文王、武王成功的历史经验，保守周王朝基业。同时嘱咐共同执政的三公要更好地辅保穆王。简文可与西周不少青铜器铭文对勘，对传世文本的释读等诸多问题的研究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九)楚居 战国 竹简 清华大学藏

《楚居》共16支简。简长约47.5厘米。无缺简。书写工整，是典型的楚文字。简文讲述楚公、楚王之居处与迁徙，其中许多地名可与已发现的楚简联系对照，是研究楚国历史地理的重要出土文献，对于早期楚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蕴含丰富的史料价值，为目前的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十)四书章句集注 二十八卷 宋朱熹撰 南宋刻本(有影抄补配) 徐州市图书馆藏

此部《四书章句集注》原是徐州市图书馆捡选剩余之物，搁置在待处理的废书滥纸中。古籍普查开始后，徐州馆一位古籍管理人员又去废书滥纸中寻宝，结果陆续找出散册，终成完轶，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此书字体端庄，纸张细润，墨色清纯，一派宋版书气象。其印纸是由三层薄纸粘裱在一起之后才行刷印的，由于纸薄，刷印时透墨，使第二层、第三层也透印出字迹。这种以三层薄纸粘裱在一起再行刷印的书叶，过去在宋版书中没见过。该书钤有“席鉴之印”、“席氏玉照”、“别字萸山”、“赵宋本”等印记，表明该书曾是席鉴家的插架之物。其有若干卷是影宋抄配，其影钞之工致，确可谓墨妙笔精，毫厘不爽，毕肖宋刻。字画结体确在欧、柳之间，盖即出自席氏之手，十分珍贵。而此书亦未见于各大书目著录。

(十一)[明代乡试录]二百七十三种 明刻本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藏

天一阁堪称科举录的“聚宝盆”。赵万里曾说：“今存明代《登科录》等，除了天一阁，别处无能比其多。”我国科举制度自隋代开始延续了1300多年，其文献资料的保存以明代最为完整，而现存明代科举录的百分之八十收藏在天一阁。天一阁二百七十三种明代乡试录打包申报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并成功入选。与单纯的科举试卷汇编相比，乡试录保留了大量科举试卷的文本、科举人物的传记资料，以及相关圣旨、奏疏、执事官的基本信息和殿试后的一系列重大仪式，是科举考试最生动的化石遗迹，可以考史之疑、补史之阙。其中，宣德元年丙午科福建乡试录为“最典型的天一阁抄本”。嘉靖七年戊子科浙江乡试录是天一阁主人范钦参加乡试所在的文献，颇具代表意义。

(十二)《释量论》 藏文 元至元间第三帝师达玛巴拉大都刻本西藏博物馆藏

元刻本《释量论》是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在全区古籍普查中首次发现的年代可考的藏文古籍元刻本。其末叶题记曰：“佛法及众生，怙主忽必烈。达玛巴拉劝请，施刊五百函。供讲学佛学，愿佛法昌盛。祝法王永固，众生皆成佛。”达玛巴拉(1268-1286)，八思巴之侄，公元1282年至1286年间在京任元朝第三任帝师。故据题记内容推知，《释量论》应于元至元年间刻成于大都。《释量论》由古天竺佛学家法称著，为古印度量学(因明学)著作，亦译为《因明注疏》，为作者“量学七书”中最详细的一种，是因明学者必备的重要参考书，作者对因明学家陈那《集量论》进行详细阐释，以它作为基础理论，进行补充和修正。此书的翻译，进一步开拓了藏族因明学发展史。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工作中发现的西藏博物馆藏《释量论》，是继西藏自治区图书馆藏元刻《因明正解藏论》之后发现的第二部元刻本。这两部元刻本的发现，推翻了元代无刊印藏文文献和明代以前无藏文印刷实物的旧说。更重要的是，《释量论》作为十三世纪藏文刊印本，比藏文永乐版《大藏经》要早于一个世纪。

(十三)鹤轩笔札不分卷(清)蒲松龄撰 稿本青岛市博物馆藏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今属淄博)人。因撰有著名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世称“聊斋先生”。《鹤轩笔札》是蒲松龄南游江苏宝应、高邮为孙蕙幕宾时，代笔的书启、公文、谕告等，为康熙九年(1670)十月至康熙十年五月间所书80篇文稿。有蒲松龄题签，分别为“鹤轩笔札自庚戌十月初三日起至年终止”、“鹤轩笔札辛亥正月起五月止”。钤“松龄”、“柳泉居士”印，卷前有王统照叙言。此稿本展示蒲松龄少为人知的经历和思想，有助于读者在政治历史、学术思想等方面上获得更新、更全面的认识。

(十四)明史抄略不分卷(清)庄廷鑨撰 清吕无党家抄本 周圭璋 章炳麟 张元济 赵万里跋 国家图书馆藏

此本密行小字，行楷兼备，刚劲有致。所记史事，许多是正史中未收录的。

(十五)三藏圣教序 (唐太宗)李世民撰序(唐高宗)李治撰记 (唐释)怀仁集王羲之行书 唐咸亨三年(672)刻石 北宋拓本 上海图书馆藏

册页装，墨心25.8×12.7cm。此北宋晚期拓本，有填墨痕迹。有王澍、蒋衡、孙义銞等题跋。由唐太宗撰写。最早由唐初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褚遂良所书，称为《雁塔圣教序》，后由沙门怀仁从王羲之书法中集字，刻制成碑文，称《唐集右军圣教序并记》或《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因碑首横刻有七尊佛像，又名《七佛圣教序》。《圣教序》虽是集字成碑，且缺失之字为拼接组合而成。但因怀仁功力精澡，又是谨慎从事，终能各尽其势，完好地再现了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特征，成为王字的一个大宝库。此碑于宋以后中断，传世以未断宋拓本为佳。

(十六)皇甫诞碑 (唐)于志宁撰 (唐)欧阳询书 唐贞观十七年(643)刻石 宋拓本